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
“学霸”回国创业17年，中国人不能一直用外国的抗癌药研发新药治鼻咽癌等头颈部恶性肿瘤,国产抗肿瘤基因药物最快2020年上市
在位于广州科学城的广州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黄文林具有国家专利的抗肿瘤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临床III期实验。最快有望在2020年就能获批上市销售。
“现在中国市场上，国产的抗肿瘤药物占比估计只有30%，绝大部分是美国和欧洲进口药，价格昂贵。我们的新药上市后，将使国产抗肿瘤药物再添新成员，也将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物。”说起自己摸索了十多年的抗肿瘤基因药物，黄文林难掩激动。
64岁的黄文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幽默风趣。他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973计划专家、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这些年，在基因药物的临床试验以及中式生产方面，他的技术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他有5款抗肿瘤新药在临床前及临床试验中。
留美研制出新药登上《科学》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文林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学习和工作。当时他就注意到，中国恶性肿瘤的发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实体肿瘤患者占比达85％。按照实体肿瘤的治疗适应症、5％的患者保守使用率计算，这类产品的年需求量可达255万剂，以参考价格1000元／剂计，国内市场容量达25亿元／年，市场前景极为广阔。而当时中国还以仿制药占主导。“我当时就想，中国人不能一直用外国的抗癌药。”
1998年，黄文林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项目负责人、纽约高等病毒研究所资深科学家。这一年，他45岁。那3年，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实验室里，每天两块面包、一个苹果、一瓶水，他就能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待上一整天。困了、累了，就趴在实验台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看书做实验。
3年后，他重组出一种腺病毒，利用人的血管生成抑制因子——内皮抑素的抗血管生成作用，通过腺病毒载体，定向作用于肿瘤部位，抑制肿瘤周边及肿瘤实体内血管生成，使肿瘤产生无营养状态而凋亡，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黄文林笑称，这项科研成果是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副产品”。
2001年，黄文林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的这项技术申请专利，最终在2004年获批。2010年，“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抑制因子的重组病毒”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专利金奖”。在此基础上，他研制出了抗肿瘤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Ad－rhE）。该注射液的发现也引起《科学》杂志的关注，被其列为中国基因治疗的代表性成果。
或成中国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
黄文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专业评审组对他这项技术给出的评审意见是：一种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基因药物，是大多数患者能够接受并有能力支付的治疗途径，意义重大。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把这个项目产业化。
黄文林介绍说，“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可以在人体内外持续高效表达人内皮抑素，能显著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对头颈部恶性肿瘤，比如鼻咽癌、头颈鳞癌、腮腺癌以及其他实体肿瘤具有良好的疗效。目前，药物试验的临床III期正在进行中。而之前临床II期结果显示，这种肿瘤靶向药物对于移植实体肿瘤效果明显且没有毒副作用，对比组最长者生存期可延长3年，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而它最大的优势还是成本低。外国的基因药物，一个疗程要十多万元，而他的这款新药只要几万元，只有外国的一半，甚至1/3。
黄文林说，这款新药如果最终上市，将成为国内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物。他原本想将药物向其他实体肿瘤拓展，比如向乳腺癌、肝癌、肠癌拓展，“只要不是血液瘤，都可以应用。”但做药品研发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每一款新药在临床阶段必须要选300多名临床受试者，每一名受试病例的花费都要十多万元。“病例都是严格限制的，只有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失败，没有其他治疗手段的，才能进入我们的新药临床试验，还有独立的第三方全程监控，做质量监控。这样算下来，就要花费5000万元。如果再将药物试验拓展到乳腺癌、肝癌、肠癌，那花费可能是几亿元，成本太高了。”
一等就是十七年
黄文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抗肿瘤新药上市，一等就是17年。“我们的药品审查周期太长了。”黄文林提高了语调，一脸焦虑。
他说，新药临床试验每一轮审批都要答辩，一等就是好多年。“比如我的新药从I期到II期花了4年时间。” 不过他明显感觉到，这些年，中国的药品审批周期在缩短，在与国际接轨。
他告诉记者，美国对药品的管理是过程管理，药物质量控制由企业自己把控。很多机构、社会力量，尤其是行业协会，只要具备资质，都可以评价药物的质量安全性，而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这样的好处就是，哪家出的鉴定报告便宜、信誉好，药企就找谁来做检测。而鉴定机构也特别爱惜自己的声誉，也不会随便出具鉴定报告。而在中国，很多药品在上市前都是“马拉松”，都要送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做检定，经常要排队。
所以，美国药物审批周期比国内要短得多，通常只要3-5年时间新药就可以上市。很多药，比如一些罕见病药物只需要做临床二期即可上市。而在国内，所有的药物都需要做满临床III期，从临床I期到III期，通常需要6-7年时间。
黄文林呼吁，中国的药品审批必须要改革，否则，抗肿瘤药物庞大的蛋糕都被外国占据。“美国的药进来了，而我们的药还在审批的路上，这样国产肿瘤药怎么与外国竞争？”
从今年5月1日起，外国进口抗癌药一律零关税。得知这一消息后，黄文林对国产肿瘤药的前景很是担忧。在他看来，这对肿瘤患者是好消息，但对中国肿瘤药物的研发者和药企却是挑战。“质量要能与外国的药媲美，价格还要公道。我觉得短期内对国产的肿瘤药物还是要有些保护，否则，根本竞争不过进口药，企业就更没动力研发新药了。”
从不后悔回国创业
翻开黄文林的履历，不得不提的是他传奇的回国创业经历。早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期间，黄文林就显露出“学霸”本色。他首次证明病毒感染真核细胞后可主动调节真核细胞的功能基因，使腺病毒早期启动子E2E能有效地同时利用两种RNA聚合酶进行非竞争性高效转录，这项研究荣获1994年美国微生物协会论文一等奖。随后因在肝癌、肺癌治疗上的重大成果获得1996年美国癌症协会杰出成就奖，1997年出任全美中国专家教授联合会生命科学部主任，2000年任旅美科学技术协会生物及制药协会会长，美国微生物学会、癌症研究会、高等科学学会、传染病学会、病毒学会会员、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资深科学家。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他在美国学术界有了相当高的地位，在经济上也相当富有，他还有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
2001年，教育部邀请黄文林回国，他毫不犹豫地辞去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的职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自己的技术应该在中国可以造福更多人，中国应该研制出自己的抗肿瘤新药。”
刚回国时，他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担任教授，第一年没有薪金，那时他拥有的仅仅是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办公桌和一间4人共用的办公室，这跟他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一度让他有些不适应，甚至有些灰心。但很快，他就想通了。“我回国不是来享福的。”
随后，他再次开启“开挂”模式，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担任教授的3年中，他先后获得了两个“863”、两个“973”课题以及省科委的重大项目。随后又相继获得国家重点试验自主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这在一般人是不可想象的。
但Ad－rhE项目的产业化进展缓慢让黄文林有些焦急。很快，他从美国回来时带回国的500万元就花完了。没钱建厂房，没钱买设备，他只好东借西借，2007年春节，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只好把自己在美国的房子卖了，给员工们发工资回家过年。如今，在中珠医疗的投资下建起一栋中试大楼，但仍需自己投资临床III期试验，没有风险投资加入进来。十多年来，他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元。
即便如此，黄文林表示，他从来没后悔过到广州创业。他始终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我相信，国产的肿瘤药总有一天会一飞冲天，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从今年开始，他可以连续3年获得国家800多万元的重大新药创新补贴，资金方面的压力总算可以缓解一下了。
